绝密行程遭特务泄露，毛泽东批示：在我回国前，镇压这个反革命

1949年10月1日下午，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伴随着开国大典的隆隆礼炮，苏联向年轻的共和国发来了贺电，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此后，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欢迎毛泽东访苏。

新中国的成立使美国十分恼怒，随即联合西方阵营对新中国采取孤立扼杀政策。

为了使新生的政权能够获得国际帮助，粉碎西方国家的扼杀政策，新中国一方面积极争取西方国家承认，一方面奉行“一边倒”的外交策略。

所谓“一边倒”，即主要偏向苏联和东欧各国，利用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打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

开国大典尘埃落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趁1949年12月21日苏联领袖斯大林70岁寿辰之际，安排毛泽东出访苏联，巩固中苏关系，开拓新中国外交大局。

作为最高机密，毛主席访苏并没有对外公布，然而，就在毛主席出访前夕，公安部监听到一个神秘的电波。

技术人员对截获的信息进行破译，认定这是国民党特务潜伏电台从北京发往台湾的电报。电报内容是：“中共首领毛泽东将赴苏俄访问，他们将乘专列前往……”

绝密信息被窃取，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可以断定，窃取这个情报，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刺杀毛主席的第一步。

此后，公安机关还获悉：台湾已下令潜伏特务潜入大陆，伺机炸毁专列、实施暗杀。

综合了一系列情况的紧急报告以最快的速度呈送到毛主席的案头。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毛泽东日理万机，在他胸中装着神州大地重整河山的宏图伟业。看到了这个卷宗，毛泽东略做沉思，挥笔批示：

“公安部：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毛泽东”。

共和国最高统帅下达命令，字字千钧！重担落到了中央社会调查部部长李克农和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肩上。

共和国犹在襁褓之中，毛泽东第一次走出国门，万一发生不测，后果不堪设想。

无论如何，毛泽东出访苏联，境内境外，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然而，新中国刚刚诞生，烂摊子还没来得及收拾，全国治安形势依然严峻，散兵游勇、土匪强盗遍地，国民党潜伏特务蠢蠢欲动。

毛泽东专列必经之地大多为新区，土改尚未进行，铁路内部人员也未来得及清理，沿途的国民党武装特务出没不定……

为保证毛泽东出访时的绝对安全，周恩来总理亲自上阵，进行部署，全国所有的安全保卫机构全速运转。

1949年12月6日，北京雪花飘飞。

傍晚，毛泽东启程出访苏联，专车驶出中南海新华门。此时，从中南海到西直门火车站，从西直门火车站到哈尔滨沿线，处处戒备森严。

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等上车护送。当晚21时许，汽笛一声长鸣，毛泽东专列缓缓驶出北平，而后不断加速，风驰电掣向北驶去。

为了完成毛主席布置的破案任务，公安部罗瑞卿部长、杨奇清副部长在登上列车之前，就责成公安部政保局调研处立案侦查。

由调研处处长李广祥被任命为专案组组长，北京市公安局、天津市公安局、公安部政保局技术室通力协作，密切配合，联合侦破此案。

侦破工作从何入手呢？！

北京市公安局侦査处的大院，是一个甬道盘回、院中套院、宽敞幽静的院落，不难看出，这个宅院在解放前，定是达官责人或豪门望族人家的住所。

在后院西头的一间房子里，坐着一位慈眉善目、面皮白皙的中年男子。

他叫张志国，是侦査处二科副科长兼支部书记。是战争把这个农民的儿子练就成了能为劳苦大众服务的、从事隐蔽斗争的一名战士。

他在看公安部下发的调字第28号社情通报。刚才，杨奇清副部长打来电话，说下午和同志们一起研究案情。他要有所准备。

只见他双眉紧蹙、全神贯注，已被其中的内容所震惊。

通报这样写道：据9月密悉，保密局于京津地区设X潜伏台（地址待査）。

该台呼号有五个：计TBF、ABF、CZM、RPV、IPV。每日晨6时30分至7时或夜间11时30分与马台（保密局电台）联络。马台呼号为：ABT、BMR、MSF。

通报还公布了9月以来的监测情况：

9月25日，保密局电勉该潜伏台：兄忠贞报国，甚堪嘉慰，吾人当前责任重大，仍希益求精进，嗣后有关“匪”方主要事项，均盼译确调査。

11月11日、15日，保密局两次电告潜伏台：兄台地处偏僻，有被“匪”侦知之可能，望兄台立即转移新址，并转告计小姐，亦转移新址，其新址不得让原址同住的个人知道。

12月6日晚12时，潜伏台电告保密局：据情报，毛泽东今日密赴莫斯科，沿路戒备森严。“0409”。

12月7日晨，潜伏台电告保密局：职已租妥房子，即日迁移，届时停工一周，此次房租交与房东连中人费共20袋面。

张志国看到这里，心一下子揪紧了，两道剑眉皱成一个疙瘩：毛主席离京几个小时，潜伏台就向保密局报告了！难道6日那天潜伏特务也去了前门火车站？

窗外朔风扑打，屋内寒气袭人，1949年的冬天是异常寒冷的。

他站了起来，搓了搓手，然后又把手背到身后，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思忖着，分析着。

从材料上反映的敌情和杨奇清副部长亲自抓这起案件的侦破来看，他隐隐地感到这起案件的分量，感到他们肩负的责任重大！

作为一个领导者，自然想到完成任务的一个重要因素——力量问题。

他屈指算了一下，二科共有八个人，科长梁超因患肺结核病正在协和医院住院。

每个人手头上都有工作，惟一能抽出来的有马学文和解敏，解敏是个女同志，这也是因杨副部长强调要有一个女同志参加，才把她抽出来的，再加上他共三个人。

虽然侦査处唐处长答应侦査一队归他们使用，但侦查一队毕竟是外线力量，搞调査的人太少了。

此时，门外有一个人，一面喊着：“老张，老张……”一面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

此人身着一身灰色棉装，身材比张志国略高，方正的脸庞显得有些消瘦，深陷的眼睛炯炯有神，他说话干脆，思维敏捷，言谈和举止透出一个侦査干部的刚毅和干练。

他就是二科科长梁超，北平解放前曾是晋察冀边区一个县的公安局长。

张志国见梁超回来了，真是喜出望外，急忙走上前去，紧紧握住他的手说：“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哇！刚才杨部长来电话还问你哪!”

“嗅，前些日子，他曾去医院看过我。”梁超把系在身上的挂包解下来。“听说咱们科担负着一起重大案件的侦破工作，是吗?”看样子，梁超很着急。

张志国看看梁超的脸色，脑海中泛起疑团，他太了解梁超了，梁超是个见了工作不要命的人。

自组建侦査处以来，两人就在一个科工作，虽然两人一个来自解放区，一个来自隐蔽战线，各自的经历不同，性格也有差异。

但他们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取长补短，配合默契，堪称领导层的楷模，侦査员们也谑称他俩为“将相和”。

梁超看完通报，脸色骤然变得更加凝重、严肃。

北京市公安局遗址，现改造成北京警察博物馆

下午，侦査处会议室里。侦破保密局潜伏台的案情分析研究会在这里进行。

张志国首先把去军委X部监测台了解来的情况做了介绍：“我去监测台，把潜伏台与保密局电台的来往电文都抄来了。公安部的通报只选用了一部分电文。”

“实际上，该潜伏台自今年2月份就开始与保密局联系，并提供了大量情报。”

“除公安部28号通报以外，还有中央会议情况、民主人士的动向、政治运动和社会情况、军队调动和新建空军情况、苏联军援。甚至还有我公安机关所在地及组织机构等方面的情况。”

“我核对了一下，有的情报来自公开发表的报刊，有的是道听途说自己猜测的，但是，确实有对我人民政府和我党政高级领导人安全构成危害的情报。”

“如标有‘0409’字样的这份情报，就是其中的一份。”

马学文是刚刚分配来侦查处的大学生，对侦查业务刻苦钻

研，加上他有知识，头脑灵活，深受侦查处领导和同志们的喜爱。

他接着说：“0409，是什么意思，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我已经查了四角号码字典和外文字典。”

“0409，不能构成一个姓氏的字。是否代表49年的意思，还是什么代号？至今琢磨不透。”

年龄已27岁的解敏，侦査处年轻人都称她为“解大姐”。

解放前，曾在张荫梧部的河北民军中做过情报工作，她则认为:

“我们应当在潜伏台与保密局的来往电文中，捕捉暴露出来的真实的东西，我觉得计小姐是真实的，应当抓住不放，一査到底!我说的中不中？请大家考虑！"

解敏说话，仍带有河南老家的口音。

整个案情分析会气氛热烈，争论迭起，每个人的脸被热气熏得红红的，像是喝了些佳酿美酒。

杨奇清副部长静静地听着大家的发言，心里很高兴，他对刚刚组建不久的这支侦査队伍充满信赖和希望。

他的发言首先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对此案的指示精神，随后，他又谈了几点意见：

(1)此案为署名(0409)案，我们的侦破组为“0409”侦破组。

(2)要求每个同志做到绝对保密，这对作为一个侦査员来讲，是个起码的要求。

(3)密切注意潜伏台和保密局在毛主席访问苏联期间的动向，看来保密局对毛主席访苏是非常注意的，发现情况，及时向中央汇报。

侦査员们静静地听着杨副部长的讲话，仿佛懂得了许多过去不懂的东西。梁超和张志国在记着笔记，力争把周总理和杨副部长的指示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

杨奇清讲到这儿，面带微笑地提高了嗓音说道：“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部里决定派四辆测向车帮助寻找电台位置，我们要把机器测向和缜密侦査结合起来。”

“刚才大家研究的，先从査找计小姐入手进行调査，我完全同意，以后随着案情的变化可随时调整工作部署，侦破组有什么困难，尽管告诉我，市局解决不了的，部里帮助解决。”

杨副部长的讲话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侦破组经过几天的査阅户口底票，排摸出18岁至35岁的计姓女性400多名，后又一一否定了。

原因在什么地方？是户口的登记和管理上有漏洞，还是我们划定的年龄范围太小了？

梁超心里非常着急。

张志国向梁超报吿说：“我们的技术手段跟不上当今形势的要求，公安部派来的测向车，是苏联援助我们的老式测向车。”“由于北京市区建筑物多，金属的东西多，测向车的机器干扰太大，电台讯号断断续续，不好确定电台位置。”

“目前测向划定范围很大，西从丰台，东至朝阳门；南从大红门，北至德胜门外关厢一带，像拉网似的向内城收缩、集中。”

两人正说着，只见小马急匆匆地跑了进来：“老梁，请看公安部第29号社情通报！"

通报只写了几个字：12月14日保密局电示潜伏台，第二批接济之款港币1500元，仍以王光侠名义由港汇计小姐收转，余设法续汇中，希速洽领具复。

“老张，敌人又暴露出一些情况。”梁超把通报交给张志国，站起身，走到小马跟前，拍着他的后背说：“通报是你从公安部直接拿来的？”

小马点点头。

“怪不得大家都叫你机灵鬼，干得好，如果通报由机要部门送来，起码晚一天！”

梁超啧啧地称赞小马，反而把小马弄得不好意思起来。

张志国看完通报，对下一步调査工作又有了新的看法，他对梁超说：

“敌人这次向我们暴露出几个情况，其一，敌特的活动经费是以汇款的方式从香港寄来的，这是第二次汇款，第一次我们不掌握。”

“其二，敌人两次提到计小姐，看来计小姐是真实的。其三，除计小姐外，还有一个王光侠，保密局说仍以王光侠名义，说明王光侠与计小姐有这样那样的关系。”

“我们查阅北京户口底票时，注意这个情况，目前我们的工作应当一"

“査汇款！”梁超打断张志国的话，脱口而出：“我现在就让小马去北京金城银行东城办事处了解一下情况，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将全力投入到查汇款这件事上来。”

张志国表示赞同。

然而，小马从北京金城银行东城办事处回来，大大出乎梁超和张志国的预料。

小马介绍说：“据北京金城银行东城办事处负责人谈，目前，香港银行与北京银行尚未建立直接通汇，由香港金城银行汇款（港币）不能直接寄到北京，而由天津转交。

“立即赴天津调査！"梁超眼睛一亮，“手续越复杂，拖延的时间就越长，也可能汇款还没有被取走！小马，你回去准备一下，咱们俩立即去天津！”

天津，这个华北的工业重镇，静卧在海河河畔，淹没在风雪的迷茫之中。鳞次栉比的高楼，密密麻麻的电网，好像在诉说着津门的变迁和沧桑。

解放初期的天津

梁超和小马无心观赏津门美丽的市景，便一头扎进天津金城银行和中国银行査起账簿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从浩帙繁杂的外汇账簿中査出：

1949年12月14日，由香港金城银行汇天津金城银行转北京金城银行交北京和平门外梁家园东大院沈宅1500元港币，取款人计爱琳，取款日期12月23日。

梁超和小马看到取款日期，一下子愣住了！12月23日不是昨天吗？两个人后悔得直跺脚！

他们仍有收获，他们査到的收款人的姓名、款数与保密局的电文相吻合，又査到了收款人的一个详细地址。

他们还查到了第一次汇款的情况：1949年10月21日由香港金城银行汇来的1500元港币，也是由北京和平门外梁家园东大院甲7号计爱琳取走的！

案情初露端倪。“和平门外梁家园东大院甲7号沈宅”——这一地址的出现，成为侦破组进一步扩大线索、开展侦查的目标。

1950年1月8日，侦查员张志国和解敏火速到外二分局第十派出所，了解和平门外梁家园东大院甲7号沈宅的情况。

户口底票显示，梁家园甲7号，共住有3户。

其中有一户户主叫沈德乾，别名季豪，男，36岁，浙江绍兴县人，1946年迁至此地，北京辅仁大学毕业，现任周口店中华煤矿公司总经理，家有7口人：

妻计致玫，35岁；三个孩子；妻妹计采南，29岁，北京人；妻侄女计雪玲，15岁。

刚刚接管北平旧警察机构不足一年的派出所公安民警勤奋工作，对管界情况已是了如指掌。

派出所所长介绍：沈家住两层北楼，家有电话，号码xxxxxo沈德乾妻妹计采南，大学肄业，过去教书，现赋闲在家，是由西单王爷佛堂13号迁来的，已经离婚。

计采南现在正和一个叫孟广鑫的打得火热。一月初曾经见到过计采南，她中等身材，烫发，嘴上涂着口红，一副大耳环十分显眼，翻毛大衣，西服裤，高跟鞋，穿着雍容华贵。

通过调査，在这个院没有发现有叫计爱琳的，侦査员把沈家人员扒拉来扒拉去分析：

沈德乾之妻计致玫已35岁，是三个孩子的妈妈，称“计小姐”有点勉强；计雪玲，15岁的学生，仍显稚嫩；

只有计采南身份不明，有可能是计爱琳，计爱琳可能是代号，敌台称的计小姐莫非是她？

计采南被确定为重点侦查对象。

可如何摸清沈宅底细呢？梁超想来想去，毫无头绪，当他低头再看《人民日报》时，一则消息映入他的眼帘:“XX市在冬季防奸反特工作中破获国民党特务案三起。”

“冬防？”梁超蜡黄的脸上绽出了笑容，一个工作方案迅速在头脑中酝酿成熟。

1950年1月11日，外二分局第十派出所来了一位新民警，说新是指刚来，而不是那种毛头小伙儿。

他叫杨友文，身材魁梧，二十七八岁年纪，言行举止透着机敏冷静。了解内情的知道他是梁超派来以户籍民警身份，借用冬防的名义，对梁家园东大院甲7号沈宅进行侦查的。

这天，寒风凛冽，管片民警带着杨友文一路检查走到甲7号。沈德乾一副笑脸迎出房门，片警介绍，这是派出所新来的民警，负责组织冬防、除奸工作。几句寒暄过后，杨友文说：

“现在已到了冬防，要防火、防盗、防匪，须要成立治安小组。你们院的治安情况怎样?”

计致玫从丈夫身后绕了出来，脸色神秘：“这个院嘛，那家很可疑。”说完，她用手指了指东屋赵家。

“我们对那家也有点怀疑，你们对那家要多注意点儿。”杨友文说。“我今后可以常到他家看看。”计致玫感觉杨友文对自己的话表示赞同，同时带有几分信任，话不由得多了起来。

“很好！你今天能否带我们一起去看看?”杨文友借机把话跟了上去。

“我今天不去了。”计致玫犹豫了一下，“让采南带你们去吧！釆南经常去他家。”

“可以。”杨友文答应。

计致玫领引，杨友文见到了计采南。在计采南的房间，杨友文近距离观察了计采南。

只见她中等身材，圆脸，尖下须，面目清秀，烫发，青色旗袍裹身，地上放有一双冰鞋。她喜爱滑冰？

正在梁超指挥着侦查员紧锣密鼓查找“计小姐”的时候，1月11日，北京市局接到了公安部通报。

通报中说：“1月6日该潜伏台向保密局发电称，昨日有‘匪警’人员在计小姐后窗偷听，第二日白天即査户口问是否来过客人，计小姐未予承认。”

“最后‘匪警’人员说，来客人时要报告。”

派出所所长向前来核对情况的侦查员介绍说：1月6日前后，他确曾到该院査过户口，并告诉他们“来客人要报告”。

至于后窗偷听之事，并没有安排，夜间巡逻的民警可能从那里经过。

侦查员和所长会心一笑，计小姐做贼心虚了。

对梁家园甲7号的侦查结果表明，计采南就是潜伏台称的“计小姐”！

在查找“计小姐”的同时，测定敌潜伏电台的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着，公安部电侦组日夜不停地监听着潜伏台的发报情况，同时派出测向车追踪潜伏电台的具体位置。

这段时间，经常有4辆汽车在北京城的四野八荒、大街小巷缓慢地移动着，神秘而又不引人注意，这是带着测向仪器的汽车正在追寻敌特潜伏电台的位置。

按照梁超的安排，开始时，测向车的工作范围很大，西从丰台、东至朝阳，南从大红门、北至德胜门外的关厢，拉网似的由城外向城里收缩集中。

随着侦测范围的逐渐缩小，电波信号逐渐集中至东到王府井、西到天安门东的南北池子一带。以下是技术人员作出的几则测向记录：

12月29日至1月3日，测向交点在东利市营。

1月4日交点在与东利市营相近的马尾胡同，但声音很小，后移大市北上坡，侦听时声音很大。

北京东利市营胡同

1月24日，测向交点在南池予普渡寺东巷，发报声音极为强烈。

1月25日，这一天，测向车出现在南池子磁器库南岔。负责测向的同志戴着耳机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测向机刻度盘，精心地微调旋转频率。

忽然，带有规律性的电台频率信号又出现了，测向机和搜索机的交点集中在南池子磁器库南岔7号，在同一时间，同一频率发现可疑信号。

北京的冬夜寒冷而又漫长，清晨时分，滴水成冰。

这几天，每天早晨6点多，东方的天际淡淡泛出鱼肚白，袅袅炊烟在四合院刚刚生起的时候，在南池子磁器库南岔7号附近，总有一对夫妻模样的人在活动。

男人戴着大皮帽子，穿着棉大衣，好像是有病的样子；女的搀扶着他，缓缓地迈着步伐，口鼻中喷出的白色的哈气在帽檐上结成了霜。

看样子像是在散步，可从他们的眼睛中不时闪过一道道警觉的目光。

这是侦讯处为了精确认定发报位置派出的侦查员。

装扮成夫妻的一名年轻女侦查员和一名侦测干部，相互搀扶，好像是在遛弯儿。

男方似乎有病，步履蹒跚，怎么也走不快，他们在用藏在身上的小机器，一点一点地进行探测。

为了配合这两名侦查员，侦破组还在负责给磁器库一带供电的供电所预先布置好侦查员，准备用断电法确认发报位置。

装扮成夫妻的侦査员在南池子磁器库南岔7号门前停下脚步，发报声异常响亮，他们发出信号，在供电所的侦查员拉下电闸，发报声骤停，接通电闸，停顿片刻后，发报声继续出现。

测向结果表明：电台就在7号院内！

南池子磁器库胡同

“计小姐”找到了，潜伏电台的位置确定了，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为首的潜伏特务又是谁呢？

公安部在下达的侦查意见中指出：“目前侦查方针是扩大调查范围，觅寻社会关系，为了发现’计小姐'的组织联系，必须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

按照公安部的指示精神，侦破组并未急于求成，他们围绕已经获得的线索，撒下伏兵，展开秘密侦査。

7号院的户主沈德乾有个弟媳在大学读书，思想进步，侦破组经过慎重考察，将她发展为关系。

这天，她找到侦破组，对侦查员说：“有一个情况，不知道有没有用。”

“喘口气，慢慢说。”侦查员把水端到她面前。

“有一次我住在沈宅，晚上睡觉前，听见沈德乾和计致玫嚷嚷，那意思可能是沈德乾借了计采南的钱，沈德乾不想还，计致玫催着沈德乾把钱还给计采南。”

“沈德乾说，你们家的钱怎么来的我还不知道！如果我去告了，咱们谁都活不了。”

什么事能让“谁都活不了”？

围绕计采南的调查发现，计采南的前夫就是保密局密电中提到的汇款的王光侠。

户籍档案反映计采南是从西单王爷佛堂13号迁来的，这个地方属内二分局第四派出所管辖。

侦查员来到这儿查阅旧户口底票，底票上注明计采南家里还有母亲及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哥哥叫计兆堂，弟弟叫计兆祥，计兆祥户口已迁出，但无迁往地址。

“唉！这个名字好熟啊！”侦査员小王一边查阅户口底票一边自言自语。

民国时期的户口簿

突然，一份自首特务的交代材料在他脑子里闪现出来，自首特务在材料中检举的几个潜伏特务中有一个叫计兆祥。

后来的搜捕中，没有抓到这个人。

为了核实情况，调查人员立即赶回单位查阅潜伏特务名单档案，上面清楚地记载：计兆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绥靖一大队中尉报务员，解放前接受了潜伏任务。

南池子磁器库南岔7号院是调査的重中之重，潜伏电台就隐藏在这个院子里。

很快，一个人引起了侦破组的注意。院里租住着一个男青年叫计旭。

户口登记显示：1949年12月4日迁入现址，妻子吴岚，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儿子计虹，不满一岁。

调查发现，计旭1924年生，河南商丘人，华北国医学院肄业，现为周口店中华窑业公司职员。

搬到这里之前，先后在北平内五区豆角胡同33号、磁器库南岔1号居住，而在磁器库南岔1号居住的时间还不足一个月，这里的房租是半年16袋面粉。

侦査员秘密接触房东，看来房东对这个新来的房客并不满意，一个劲地叨叨：

“自从计旭搬到这个院，电表比原来增加了7个字。每天睡觉很晚，问他干吗睡那么晚，他不是说孩子吃奶就是说有事。”

计旭是否就是计兆祥？

事关重大，梁超和张志国亲自到内二分局第四派出所翻阅了大量的户口底票，想从中发现蛛丝马迹。

天道酬勤，苦心不费，几经周折，找到了计兆样一张旧照片，与计旭比对，计旭就是计兆祥。

攻破全案的突破口找到了。

获悉这一重要情况后，杨奇清副部长指出：“这个情况是案情发展的转折，要抓紧查证，随时汇报。”

北京市公安局秣马厉兵，加强办案力量，侦破工作高速运转。

草岚子监狱关押着一大批国民党潜伏特务，侦讯处预审科也设在这里。侦破组为了摸清计兆祥的老底，来此提审在押的潜伏特务。

叶青林，国防部二厅绥靖一大队北平潜伏组十五分台台长。他提供计兆祥是绥靖一大队布置潜伏在北平的电台台长，北平解放前，计兆祥在王府井一带潜伏。

北平刚解放时的1949年3月，叶青林在沙滩见到计兆祥，当时计兆祥带着他妻子到医院检查胎位，约好今后互相联系，但并不知道计兆祥的住址。

吴重游、宫逸民，绥靖一大队电讯总台北平区台报务员。这两人的交代，除证实了叶青林的口供外，还检举出计兆祥有两部电台，北平解放时只交了一部。

北平解放后，计兆祥还与敌台通过一次报。1949年8月，宫逸民曾与计兆祥在北海见过面，计兆祥说电台设在北池子一带，每月向保密局做一次报告。

北海，规模宏大的古代帝王宫苑，如今开辟成公园，成为劳动大众的乐园。五龙亭，回廊曲折，亭台巍峨。

隆冬季节，宽阔的水面被厚厚的冰面霞盖，五龙亭旁边，一大片冰面被辟为滑冰场，阳光下的冰面晶莹剔透，不时掠过玩兴正浓的红男绿女。

在滑冰的人群中，一位少妇脚踩冰刀，身形矫健，在冰面上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她是计采南。

不远处的岸边，一个青年男子双手插在呢子大衣兜里，默默注视着计采南。

计采南不时滑向这个男青年，停下来和他交谈一阵，样子很亲近。这一切，都被在远处秘密跟踪计采南的侦查员收在眼里。

当计采南和那个青年男子分手离去后，两路侦査员一路紧随计采南，一路跟踪青年男子，到了北池子，这个人却不见了。

跟踪计旭，使得线索更加明朗了。计旭曾去过梁家园东大院甲7号1次，在北海冰场与计采南接触过两次。

截获潜伏电台发出的电波，使计旭暴露得更加充分。1949年11月27日潜伏电台致电保密局：“现已租妥房子，定月底迁移。此次迁移交与房东连中人费20袋面粉。”

计旭迁移现址的时间，以面粉代房租的特点，与侦破组掌握的情况相符。

计旭儿子计虹的岀生日期与叶青林供出的计曾带其妻到医院检查胎位日期吻合。

将这些情况联系在一起分析：向敌台发报的特务就是计兆祥！

在北京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的同时，天津方面的工作一刻也没停歇。

除了查明香港汇来的港币由北京和平门外梁家园东大院甲7号沈宅计爱琳收转以外，天津市公安局按照公安部的部署，对天津西马路西门北117号忠祥棉布庄和富贵大街58号天源义记行这两个地址做了调查。

忠祥棉布庄，1949年5月开张，经理周学俭是个布商。仔细摸底，布庄还有一个股东叫吴光宇，原籍山东人，经常往返沈阳、天津贩卖布匹。

这个吴光宇为人狡猾，进一步调查发现，吴光宇竟是计兆祥之妻吴岚的表兄。

看来，计兆祥正与身边的亲戚密切联系，从事特务活动。跟踪计兆样的侦查员发现，计兆样几次带着妻子吴岚来找吴光宇。

天源义记行，是个五金行，于1936年5月开设，原股东雷宾玉1947年去了台湾，和李增健等人开了3个五金分行，在天津的资产交外甥王寿恒和侄子雷玉璞保管。

监听到的秘密电台发报讯号显示，频繁的往来电波多次涉及忠祥棉布庄和天源义记行。

1949年1月6日，保密局来电告诉潜伏组：“黄金20两，由天津南市富贵大街58号天源义记行王寿恒或雷玉璞留交，如王不在向雷领取。”

1月4日，香港电告天津富贵大街S8号：“交吴光宇锡两吨”。“锡两吨”，这难道不就是黄金20两的暗语吗。

1月12日，香港以李增健的名义又发报给王寿恒：“锡速交吴”。

1月13日，王复香电港：“转大方健悉，吴货止办，津卖困难”。

显然，天津的这两个地址被保密局当作潜伏台秘密转款据点，天津市局密切注视着他们的动态。

料峭春寒中已透出春意，南池子磁器库南岔7号院被重兵包围，梁超看着手表下令：“不能再等了，立即行动！”

为了从政治上打击敌人的气焰，配合毛主席访苏回国的警卫工作，经中央批准，决定逮捕计兆祥等罪犯。

2月26日上午7时，总指挥李广样向北京市局、天津市局下达了逮捕计兆祥等罪犯的命令。

北京，二月的早晨，在袭人的寒气中，春意已经来临。

梁超带领几名侦査员隐蔽在南池子的一家住户内。两名侦查员已悄悄地进入南池子磁器库南岔7号院内。

按照事先的安排，本想在计兆祥发报时将其逮捕。但时间已经7点半了，还听不到发报声音。张烈焦急地看着手表，表针已经指向7时35分。梁超把手一挥：

“不能再等了，立即行动！”

一声令下，几名侦査员持枪冲到计兆祥居住的房前，抬腿踢开房门，冲进屋内，这些都发生在一瞬间。

计兆祥和吴岚赤条条地躺在被窝里还没从睡梦中醒来，脑门已经被冷冰冰的枪口顶住。

“不许动！”侦查员大喝一声。

计兆祥猛然惊醒，顿时魂不附体，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双手已被手铐紧紧地铐住了。吴岚裹着被子蜷缩在床角身如筛糠，女侦査员令她穿好衣服，给她带上了手铐。

在沙发里，侦查员搜査出左轮手枪1支，子弹20发。

可是，屋里椅角昔晃都搜遍了，也没有找到电台。再搜，最后在一个毫不引人注意的圆形面桶里查获了电台，并在屋内搜出密码4本，电报底稿170页，通报次数统计表1份。

与此同时，在梁家园东大院甲7号，侦查员将计采南、计致玫、沈德乾和计采南的妹夫孟广鑫等人一并逮捕归案。

百里之外的天津。天津市局侦査科长赵师文，带着几个公安人员，身穿便衣，来到富贵大街58号，没费吹灰之力，顺利地将王寿恒、雷玉璞逮捕。

而后马不停蹄地扑向忠祥棉布庄，出乎意料，吴光宇不在。原来此前两天，吴光宇去了北京。赵师文及时将情况通报北京市局，几天后，吴光宇在京被捕。

铁窗后的计兆祥还没从被捕的惊恐中清醒过来，心惊胆战地回忆着自己从事特务活动的历程……

计兆祥，1926年在北京出生，二龙路小学毕业，先在天津孔安无线电公司学徒两年，后到国民党第四方面军军事教导团无线电训练班受训。

1946年2月充任该军第一总队司令部电台见习报务员、国民党二十四师一旅旅部电台中尉报务员。

1947年考入国民党青年军二零八师，1948年春，经国民党国防部“绥靖大队”报务员邢树樟介绍充任“绥靖总队”北平区中尉报务员，以后代理唐山胥各庄分台台长。

1948年11月，秘密接受“绥靖大队”队长、保密局重要分子陈恭澍的任务潜伏北平，任绥靖北平分台上尉台长，领取了收发报机、密码、手枪、子弹及潜伏活动经费等。

1949年2月与南京绥靖总台正式联通，当年5月，绥靖北平分台划归保密局。北平解放后，以华北国医学院学生、周口店中华窖业公司职员为掩护，继续从事特务活动。

陈恭澍

计兆祥最初将电台设在北城豆角胡同33号。可这个地方屋墙外有个公共厕所，计兆祥担心发报时被人听到。

为避免暴露，先是搬到南池子磁器库南岔1号，后又搬到7号。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每天早6时向保密局发报，每次发报两个小时。

计兆祥白天出去搜集情报，情报内容涉及军事机密、政府组织、航空设施、要员行动等。

由于频繁发报，提供了大量情报消息，因而受到保密局来电嘉慰，被晋升为少校军衔，还获得了奖金。

为了不引人注意，更好地隐蔽自己，计兆祥把自己扮装成温和的“民主自由”的角色。

他曾对计采南、计致玫等人说过：国民党名字太坏，共产党不民主，应走中间路线，迎合那些落后人的心理，这样才能方便地进行特务活动。

计兆祥行动诡秘，特务活动只限于在亲戚和可靠的朋友之间进行，姐姐计采楠、妻子吴岚、哥哥计兆堂和另一亲戚朋友被他发展成为特务组织的成员，为他搜集情报。

计兆祥为搜集情报可谓挖空心思，琢磨出几条渠道：

一是从公开报纸上搜集。

计兆祥自己订一份《人民日报》，搬到磁器库南岔7号后，他还经常到南池子南口报牌处以及青年服务部图书室查阅书报。

二是亲自外出探听。 他利用到某派出所搞防疫工作的机会，偷偷地搜集了北京市与公安局侦讯处的组织情况。

有时他还打着防疫人员的旗号，大摇大摆地闯进一些机关单位刺探机密。看到航空司令部招考技术员的广告后，他便以投考技术员的名义，亲自到大雅宝胡同“应考”。

民国时的南苑机场

别人谈话中说此处是飞机器械仓库，计兆祥躲在一旁悄悄地偷听，并推断出南苑机场的情况，把这些编成情报发往台湾。

计兆样想方设法混进了10月1日天安门阅兵大会的行列，然后再对照报纸上公布的内容研究后编成情报，向台湾主子邀功请赏。

三是利用电话及社交活动，刺探情报。

他认为这种方法既方便省事又不易暴露。

四是编造情报。

国民党想反攻大陆，特务组织急于获取情报，不时给潜伏特务发出情报指令。

为了应付保密局的催问，计兆祥也编造了一些假情报。一次，保密局来电询问：“李济深、宋庆龄、沈均儒不满毛泽东，已失去自由，是否属实?”

李济深

计兆祥信马由缰按动发报按钮：“各民主党派人士并未失去自由，但均受到监视。”

计兆祥自命不凡，暗暗得意，觉得自己聪明过人。

其他暗藏的特务对共产党政府要地、公安机关避之不及，惟恐暴露，而他每天都在公安机关的鼻子底下活动，天天发报，奖金不断，军衔三次提升。

一旦“国军”反攻大陆，自己岂不是威风凛凛！

计兆祥自封为“万能情报员”。所谓“万能情报员”，就是台长、报务、情报、译电四职为一身。

2月26日凌晨5点，中南海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电灯仍然亮着。

罗瑞卿部长、杨奇清副部长在向总理汇报从昨天晚上9时至今日凌晨破获保密局京津潜伏台案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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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夜未眠，但精神依然饱满的周恩来总理很高兴，不过，很快，他额头上的两道剑眉又皱了起来：

“瑞卿、奇清同志，你们二位想过没有？现在主席从苏联还没回来，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的反动气焰还很嚣张，能不能利用这个潜伏台做点什么？……”

杨奇清看看罗瑞卿，罗瑞卿用眼神示意杨奇清回答总理的讲话。杨奇清说：“总理的意思我们明白，我和罗部长商量过，我们有一个想法，等审讯完计兆祥视其态度而定。"

总理听罢点点头：“好，好，祝你们成功！”

冬去春来，宝岛台湾气温宜人，风景如画。

位于台北市中心的国民党保密局大楼里，气氛却显得异常紧张，特务们垂头丧气，保密局头子毛人凤坐立不宁。

——自2月26日以来，来自北平的电波突然中断了！他们焦急地等待的第215次发报遥遥无期，眼看就成了泡影。猜测、议论、焦虑笼罩着整个保密局。

叶翔之走进毛人凤的办公室，小心翼翼地对毛人凤说：“局长，据西方情报机关向我们透露，毛泽东于3月4日，也就是今天，从莫斯科回到北平。”

“情报准确吗？"毛人凤不耐烦地问了一句。

“应该说是准确的。"叶翔之仍毕恭毕敬地回答道。

“先不要报告老头子。”毛人凤挥了挥手，叶翔之便悻悻地退了出来。

3月5日清晨，译电员突然惊呼起来：“北平发报了！"

特务们呼啦一声，都围到了机器旁边。

叶翔之

译电员很快译岀了电文：“毛匪人凤，尔等逃亡台湾，逍遥法外，国内潜伏特务被尔欺骗，从事间谍破坏，危害国家、民族。”

“吾等于昨日为人民公安局捕获，一切间谍行为，一一坦白，愿受人民法律的制裁，希尔等立即停止危害国家、人民之特务罪行。”

“否则重蹈计旭覆辙，前车之鉴，望尔等三思。人民罪犯计旭，三月五日。”

毛人凤见到这段电文，像泄了气的皮球，沮丧地瘫在沙发上，自言自语地说：“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我的苦心和黄金都付之东流了。”

1950年6月2日，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判决计兆祥死刑，立即执行。同案犯计采南等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和免予刑事处分，教育释放。

1950年6月2日下午3点，天桥刑场人山人海。计兆祥被五花大绑推向刑场，在正义的枪声中，建国以后破获的一起有重大现行破坏活动的潜伏电台特务案件终结了。